第三章　佛教僧團的分化
　　第二節 僧團分化的原因
　　僧團分化，對往後的佛教發展有很大的影響。探索僧團分化的原因，將有利於對佛教思想發展的瞭解與抉擇。以下試就三方面來討論︰
一、提婆達多的破僧
　　提婆達多是阿難的兄長，佛陀的堂弟。佛陀四十一歲（成佛後第六年）時，回祖國迦毘羅衛城遊化，有許多釋族青年受到感召而加入僧團。提婆達多就是在這個時候出家，加入佛教僧團的（阿難尊者、優波離尊者、阿那律陀尊者也在這個時候一同出家入僧團）（《五分律》，《大正大藏經》二二‧一七上）。出家後的提婆達多，精進修禪，嚴守戒律，廣學多聞，歷十二年而成就神通（《十誦律》，《大正大藏經》二三‧二五七上、《出曜經》，《大正大藏經》四‧六八八、六八九及《五分律》，《大正大藏經》二二‧一七下），深受同儕的敬重。之後，提婆達多以東方王舍城為中心展開教化，獲得阿闍世王的尊敬與供養，以及僧團中釋族比丘、比丘尼的擁戴，逐漸地在東方形成一股勢力。於是，提婆達多以佛陀年邁為理由，要求佛陀將僧團的領導權交給他。但佛教僧團是自發性極高的修行團體，不是強制性的權力組織，所以佛陀不認為僧團應該與世俗團體一樣要有領導人︰「如來不言我持於眾、我攝於眾，豈當於眾有教令乎！」（《長阿含二經遊行經》）。對提婆達多這種主宰權力欲極重的要求（就修行的角度來說，其實就是強烈的我見），佛陀呵斥道︰「舍利弗、目連，有大智慧、神通，佛尚不以眾僧付之，況汝噉唾癡人。」（《十誦律》，《大正大藏經》二三‧二五八中）
　　提婆達多的索取領導權不成，並未就此罷手。反而更排斥舍利弗尊者與目犍連尊者，積極經營自己的影響力。於是又要求佛陀將自己所倡導的苦行五法（乞食、穿糞掃衣、露坐、不食酥鹽、不食魚及肉），硬性納入僧團的戒律中，成為僧團裏人人都應該遵守的行為規範。苦行，是當時人們崇敬的風尚。佛陀也曾經有過六年苦行的經驗，但卻沒鼓勵苦行，認為或乞食或受請食、或穿糞掃衣或穿金縷衣都無妨，重要的是︰「不貪著利養」。或露坐或房舍住，都沒關係，重要的是︰「繫念明相」。食酥鹽、魚及肉，是為了治病與支持身體而已，也無不可。尤其魚及肉，只要是不專為自己而殺的三種不淨肉，並不禁止（《十誦律》，《大正大藏經》二三‧二六四下、《善見律》，《大正大藏經》二四‧七六八下）。所以不接受提婆達多所主張的五法。於是，提婆達多善用他的影響力，在僧眾中進行遊說。結果有五百比丘（《十誦律》，《大正大藏經》二三‧二六五上、《毘奈耶破僧事》，《大正大藏經》二四‧二 ０三中）追隨提婆達多離開原來的僧團，另外成立一個以提婆達多為首的僧團，這就是所謂的「破和合僧」。提婆達多的僧團並沒有能夠維持多久，不久，多數比丘就被舍利弗尊者與目犍連尊者，設法勸回原來的僧團了（《十誦律》，《大正大藏經》二三‧二六五下、《鼻奈耶》，《大正大藏經》二四‧八六九中、《毘奈耶破僧事》，《大正大藏經》二四‧二０三中）。
　　提婆達多的企圖，最後是失敗了，但對當時及往後的佛教發展，有著極不良的影響，也種下了往後僧團分化的遠因之一。本來，隨佛陀出家的弟子，是不分種族階級，在僧團中一律平等的。但是有些出身釋迦族的比丘、比丘尼們，一方面有著家族的優越感，另一方面，出家的動機，不免良莠不齊。在律典中，屬於釋迦族，或與釋迦族有關的「六群比丘」、「六群比丘尼」，學處（戒條）的制定常常歸咎於他（她）們。所以推斷某些釋迦族比丘與比丘尼，在僧團中與其他僧眾可能存在某種嫌隙，再加上以釋迦族為核心的提婆達多破僧事件，更拉大了這種嫌隙。
　　這樣的嫌隙，可能因此而間接地影響了阿難尊者在王舍城第一次結集中的影響力，例如「小小戒可捨」的觀點，就沒有被採納，並且因此而受到諸多責難。
二、王舍城第一次結集僵化的戒律
　　在佛滅後第一年的王舍城第一次結集中，大迦葉尊者否定了阿難尊者所誦：「小小戒可捨」的佛陀遺命，將佛教的戒律推向「若佛所不制，不應妄制，若已制者，不得有違」（《五分律》，《大正大藏經》二二‧一九一下、一九二上）的剛性傾向。顯然，剛性傾向的戒律，與佛陀生前對戒律採取「制後又開，開後再制」的彈性作法不同。大迦葉尊者的這樣保守作風，雖然有其頭陀行個性的因素，但提婆達多於佛陀晚年的叛教，以及奔喪途中釋族比丘跋難陀的放縱論調，恐怕有更決定性的影響吧！
　　本來，佛陀晚年時，在僧團中，內有多聞第一的阿難尊者，外有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，與神通第一的目犍連尊者，為佛陀分擔宏化的責任，止息僧團內的紛諍（《四分律》，《大正大藏經》二二‧九九九下）。他們在僧團中，受佛陀的肯定，也深受同修們的敬重。可惜，舍利弗尊者與目犍連尊者分別在佛陀去世前二、三年，就先去世了，無法在王舍城的結集中發揮影響力。否則佛教往後的發展，可能又是另外的一種面貌呢！
　　大迦葉尊者是頭陀苦行的個性，喜歡獨住（《雜阿含四四七、一一四一經》），不喜歡為僧團比丘們說法（《雜阿含一一三九、一一四０經》），也不喜歡論議佛法的學風（《雜阿含一一三八經》）。這與舍利弗尊者、目犍連尊者、阿難尊者的風格是不同的。本來，在目犍連尊者、舍利弗尊者相繼去世後，阿難尊者應該是僧團中最具威望的尊者。但是，一方面因為尚未能證得阿羅漢果，而且出家的年資也比大迦葉尊者淺很多（大迦葉尊者甚且比佛陀更早出家）。另一方面，又不免受提婆達多破僧事件之累，以致於大迦葉尊者在僧團中的影響力便變得重要起來。等到佛陀去世，大迦葉尊者儼然成為僧團的台柱，主持佛陀的葬禮，召集經、律的結集。
　　王舍城結集的另一位重要尊者，是優波離。他是與大迦葉尊者風格相近的人，持律第一，生活嚴謹，也嚮往頭陀行。可以想見的是︰參與這次結集的五百阿羅漢，傾向大迦葉尊者、優波離尊者學風的，可能佔了大多數。對舍利弗尊者、目犍連尊者與阿難尊者的智慧（分辨）、多聞學風，是不容易接受的。在這種情形下，阿難尊者所傳述的佛陀遺命：「小小戒（雜碎戒）可捨」，就不容易受到尊重與認可的。大迦葉尊者甚且還因此而牽連出九件事（歸納為戒律、女眾出家、侍佛不周等三類），來指責阿難尊者（《五分律》，《大正大藏經》二二‧一九一中）。阿難尊者說「我於此，不自見有罪，信大德故，今當懺悔。」（《四分律》，《大正大藏經》二二‧九六七下）但是，其他沒有參加結集的尊者，就有支持「小小戒可捨」的不同聲音。如富蘭那尊者，就率領五百比丘，趕到王舍城，向大迦葉尊者當面提出異議︰「君等結集法、律，甚善。然我親從佛聞，亦應受持。」（《赤銅鍱律小品五百犍度》）「我親從佛聞：內宿（寺院內貯存飲食）、內熟（在寺院內煮食物）、自熟（自己煮東西吃）、自持食從人受（自己伸手取東西來吃，而不是如優波離尊者制定的戒律︰要由別人拿給自己 -- 手授或口授的食物，才可以吃）、自取果食（可以自己摘果實來吃）、就池水受（可從水池中取水耕食物來吃）、無淨人淨果、除核食之（沒有淨人為淨，也可以自己去除果實的核來吃）。……我忍餘事，於此七條，不能行之（無法遵守）。」（《五分律》，《大正大藏經》二二‧一九一下、一九二上）
　　王舍城優波離尊者結集的律，即使是在當時就已經存在異議。阿難尊者晚年，常在王舍城、華氏城、毘舍離等東方地區遊化。推想毘舍離等東方地區，應是承襲阿難的學風的。所以西方上座耶舍比丘，到東方毘舍離後，所發現跋耆族的比丘「十事非法」，其實都還是屬於有關飲食的「小小戒」。即使是「金銀淨」，也都還尚有可議之處（依波羅提木叉，只有不可受畜金錢，而不是不可乞求金錢）。
　　對戒律看法之不同，實在是僧團分裂的直接原因。
三、阿育王的推展佛教
　　阿育王信奉佛教，護持佛教，並推展佛教。他派遣知名的大德，分往邊遠地區，如緬甸、斯里蘭卡、喀什米爾等地區傳教，將佛教帶入了國際化的新紀元。擴展中的佛教，接觸到了更多地區，不同的民族文化與風俗習慣，於是有了更多的折衷與適應。佛教在不同的區域，表現著不同的面貌，對邊地文化的必要適應，擴大了區域性差異，這就更進一步地推動著僧團的分化。